经济增长的逻辑和秘密

经济增长的逻辑和秘密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也是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的主要议题,如何保持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是当前阶段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朱富强教授的《经济增长的逻辑》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和根源探究,试图从本质上揭示经济增长的逻辑和秘诀。在本文中,作者对该书的基本观点、主要内容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扼要的介绍。

这根本上就需要夯实经济增长的各类基础,这包括物质基础——充足的资本积累,能力基础——持续的技术创新,分工基础——协作性的制度安排,长远发展基础——前瞻性的产业政策,等等。其实,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譬如,一个贫困家庭(或家族)要获得壮大和兴旺,往往就必须牺牲某种暂时的享受,需要培育高超的生产技能,需要成员间的团结合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长远发展的合理规划。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

同时,一个家庭要能够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的合理规划,往往就依赖一个具有相当权威并尽心尽力的家长。同样,国家也是如此,要能够制定和实施一个合理的长期规划,就需要有一个能尽其职的有为政府和恪尽职守的官僚队伍,而其中的首要条件就在于政府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不幸的是,随着庸俗民主化的推行,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转而由代表不同选民利益的集团或政党轮流来制定和实施,从而就使得社会发展规划日益短视化,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被破坏。

这里,实际上也反映出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发展中存在的动力和动机差异:一方面,就家庭(或家族)的发展而言,家族成员在年老后往往可以享受家庭兴旺带来的收益,至少他非常爱护的子女能够享受这种收益,从而也就愿意在年轻时期为了家族的发展而做出牺牲;另一方面,就国家的发展而言,国家的发展和兴盛往往需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当代人往往享受不到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红利,从而也就失去了牺牲暂时享受的内在动机。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往往要比一家困难得多,民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偏盛往往会阻碍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也正是民主社会的困境。

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议题,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无法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几乎都是在一系列非现实的假设下探究一种增长均衡状态,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恰恰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的困境更是对这种理论的挑战。所以,连卢卡斯的学生保罗·罗默也开始起来批判:目前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滥用数学工具而罔顾现实的做法已经促使“宏观经济研究”发生倒退的境地;保罗·克鲁格曼则更早就宣称,过去的40年是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然而,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国内一些经济学人又想当然地回到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政策去寻找解决产能过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这行得通吗?人类历史实践表明,西方经济快速增长出现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反映此时社会经济现实的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

有鉴于此,第1篇就致力于对经济增长史和经济学说史中作一系统的观察和梳理,由此剖析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同时从劳动分工和生产率角度探究经济增长的秘密及其逻辑,进而以此来揭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形势和相关政策。

“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目的在于促使生产产品满足社会需求,这包括两方面:(1)在国内,体现为首先满足人们真实需求的必需品,进而要反映人们不断变化和上升的需求;(2)在国际,体现为满足世界市场需求的产品,进而就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合理的产业政策。近年来,林毅夫等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产业政策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基于世界各国的经验而发展了一个清晰的GIFF框架,其中包含了产业目标的选择以及政府在其中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林毅夫的主张也遭到很多“主流”经济学人的反对,从而出现了一场有关产业政策的大争论;进而,这衍生出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作用范围的界定,更深层次地涉及对市场失灵内涵和政府根本性质的认知。

有鉴于此,第2篇就围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作引起争论的各方观点和逻辑依据作一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剖析了新结构经济学在指导产业政策上的实践价值和应用政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探究了有为政府所依赖的制度要求和社会基础,基于规模经济和技术差距两维度确立了市场开放的基本原则,比较了不同时空下推动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的方式差异,进而思考现代发展经济学的范式要求。

产业政策之争根本上源于不同的认知思维:新古典经济学高度肯定人类的认知理性,并导向了建构理性主义;奥地利学派则推崇自然的选择理性,并导向了演化理性主义。不过,无论是建构主义(唯理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功能主义)都根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传统,从而就造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内在紧张,也是产业政策之争的思维根源。一方面,西方社会从认识和征服自然中开发出了强盛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与先验主义相结合就形成了建构主义和唯理主义分析范式;另一方面,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达尔文主义支配下,西方学术界开始为社会实在进行辩护,从而逐渐确立了演化主义和功能主义分析范式。

有鉴于此,第3篇系统考辨了产业政策之争的各方观点和逻辑依据,深入剖析了嵌入在不同经济学派中的哲学思维及其缺陷,进而比较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并揭示各自所潜在的问题,由此不仅有助于深入认知时下的产业政策之争,而且也有助于深化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知。

新结构经济学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最快地通过产业升级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并强调首先需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而实现生产力的提升。如何最佳利用现有技术?根本上要嵌入在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产业的比较优势?根本上需要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符。事实上,当前国际竞争情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不同产业间进行贸易,因而新结构经济学就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产业选择。同时,企业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生产成本,也取决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包括了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些方面又需要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实现互补共进。同时,在产业选择时,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有效的市场机制,由企业家自发地根据市场信号进行产业选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信号并不健全,产业转换和创新往往面临着很大风险,因而又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相应地,有为政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又存在互补共进关系。

当然,从作为学说体系的高度看,新结构经济学迄今还是框架性的,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充实和发扬。那么,如何发扬光大新结构经济学流派呢?我希望经济学流派要想奥地利学派那样不断有大师来传承和拓展,而不是像李嘉图学派、萨伊学派那样只是对一个领袖的学说阐释。相应地,就新结构经济学而言,至少如下一些方面值得作进一步探究,这也是我长期关注和思考的一些问题,并写下了系列书稿。

问题1在《真实市场的逻辑:基于异质性市场主体的剖析》一书中,问题2在《企业治理的逻辑:企业家精神与有为政府》一书中,问题3—5在《国家性质与政府功能:有为政府的理论基础》一书中,而问题6—10在《经济增长的逻辑: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一书中。同时,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还涉及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涉及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探索,涉及对真实世界中人类行为机理的认知,这些都各留有一套5卷本的丛书。

朱富强,生于1971年,江苏丹阳人,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致力于理论经济学的探究和建构,以“为往圣继绝学”为毕生志业,并力图究诸子百家之学而成一家之言。学术上倾向于对经济学各流派间以及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间有关方法论、认识论和知识论的比较与契合,并基于解构到建构的逻辑完成了“经济学方法论反思丛书”“中国经济学范式探索丛书”“人类行为的协调机理丛书”“扩展秩序的协调机理丛书”等系列丛书和其他独立理论著作共计25部,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数十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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